来源 |《教育家》2026年3月第4期 原标题《王绪卫：为破解欺凌开出“教育良方”》

作者 | 艾灵

在苏北平原的乡村小学，58岁的王绪卫已经站了38年讲台。当许多人在谈论如何治理校园欺凌时，他已经在自己的“一亩三分地”里，种出了两样东西：一样叫“快乐礼仪”，一样叫“仁爱法庭”。前者教孩子如何好好说话，后者教孩子如何有尊严地解决纠纷。

在他记录的一份份学生访谈视频里，我们看到：那个曾经满眼冒火、攥紧拳头就想打人的孩子，学会了鞠躬道歉；那个因身体残疾被同学欺负、躲在角落哭泣的孩子，变得活泼外向；那个连续多次统计都是“打人骂人第一名”的孩子，不仅交到了朋友，更说出“要走出阴暗的过去，迎接闪亮的人生”的话语。在年近花甲的王绪卫眼中，教育从不是严防死守的管控，而是“引领和激励孩子成为人生幸福的创造者、理想社会的建设者、人类文明的贡献者”。

在“快乐礼仪”中找回做人的温度

刚当班主任时，让王绪卫最烦心的，就是处理学生纠纷。“当时身边的老教师处理学生纠纷，都是把学生叫到办公室，问清事情来龙去脉，然后把挑事的学生教训一顿，再安抚一下受委屈的学生。遇到一般纠纷还好，如果是后果比较严重的，处理起来就非常棘手。处理重了，挑事的学生容易记仇；处理轻了，受委屈的学生又不服气。”

令他感触更深的，还有学生日常生活中的“无礼”。“我自己的学生，路上见了我不好意思打招呼，躲着走。”王绪卫说，“还有学生接受奖状时不知表达感谢，犯了错误只知道低头等着挨批……”他意识到，乡村孩子的情感支持是缺失的，他们不是坏，而是“不会”——不会表达，不会求助，不会拒绝，当然，也不会道歉。

经过长期思考和实践积累，王绪卫创编了一套“快乐礼仪”，包含六个基本行为规范：面问好、恩感谢、错道歉、善求借、会拒绝、勤问候。这六条看似简单，却覆盖了学生在校内外日常交往的主要场景。“与传统文明礼貌教育不同，‘快乐礼仪’强调关系的平等性——礼仪不是单向服从，而是相互尊重；礼仪的目的不仅是让对方愉悦，更是让自己愉悦。”这种理念上的差异，使得“快乐礼仪”更容易被学生内化为自觉行动，让他们感受到，遵守礼仪本身，是通往幸福的一种方式。

子阳的变化，恰恰印证了这一点。在王绪卫最初的印象里，这个男孩“性格古怪、脾气容易失控”，跟同学闹矛盾时，怒眼圆睁，拳头紧攥，像是要把人吃掉一样。学习了“快乐礼仪”之后，他逐渐改掉了打人骂人、脾气暴躁的坏毛病。更让王绪卫惊讶的是，子阳不仅自己变了，还把“快乐礼仪”教给了妹妹。

在“仁爱法庭”中学会平和理性地解决冲突

如果说“快乐礼仪”是教化的基础，那么“仁爱法庭”则为学生提供了处理纠纷的制度化渠道。

王绪卫设计这套机制的初衷，源于对乡村邻里纠纷的观察。“好多纠纷往往是因为一点小事，由吵到骂，从单打到群殴，甚至出现伤人、死人的严重后果。校园里的学生纠纷，何尝不是如此？”他希望学生在模拟法庭的体验中，获得三种素养：一是道德素养，在追求个人幸福时保持爱惜自己、尊重别人的理性；二是法治素养，在受到侵害时能平和理性地维护权益；三是公民素养，能自信勇敢地处理身边纠纷，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建立平和解决问题的机制。

具体如何操作？受到他人伤害，如果对方不道歉，就可以写“起诉书”，交给班级当周的“审判长”。“审判长”负责组织审理，引导“被告”和“原告”双方对质说理。最终，“审判长”请“被告”向“原告”道歉或请“被告”和“原告”相互道歉后和解。整个过程由学生自主完成，教师只在必要时维持秩序。

这套制度的精妙之处在于，它将公民素养的培育融入了日常实践。学生在写“起诉书”时，学会了用书面形式理性表达诉求；在做“审判长”时，学会了中立倾听和公正裁决；在道歉时，学会了担当；在接受道歉时，学会了宽容。这些素养，正是现代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所需的基本能力。

曾经，班里有个叫家豪的学生，多次统计评议都是“打人骂人第一名”，后来发生了很大变化。他说：“我之前一个朋友也没有，因为我常被人欺负，心里很憋屈，所以也经常打人骂人，但现在我有了不少朋友。这些都归功于王老师教我们的‘快乐礼仪’和‘仁爱法庭’，让我走出自卑，走进温暖的世界。”

另一个孩子叫唱文，是王绪卫课题实验班的学生。因为腿部有残疾，他非常敏感，在学校一听到有人喊他“瘸子”，就十分难受，甚至不想上学了。王绪卫一开始并没注意到他，有一天在街边小店吃饭，唱文大声向他问好时，他才知道，这个孩子在自己的课堂上找到了安全感。“你感觉‘快乐礼仪’和‘仁爱法庭’对你有帮助吗？”王绪卫问。“有！能让我不再被欺负。”唱文说，“以前欺负我的人，叫他道歉不道歉。现在有了‘仁爱法庭’，叫他道歉，他就道歉。没人骂我之后，我每天变得开心多了。”

这些案例表明，学生在自治实践中获得的，不仅是行为的改变，更是一种内在的成长。他们学会了用规则保护自己，用程序解决纠纷，用理性面对不公。

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现实突围

创新之路，从来都不好走。最直白的反对来自家人。王绪卫的妻子也曾当过两年教师，她多次不解地问：“学校和家长看重的是孩子的成绩，你弄这些有什么用？”也有同事私下里跟他说：“搞这些没用，耽误学习。”面对质疑，王绪卫的回应简单而笃定：“坚持做自己认为对的事。”他还借用但丁的一句名言：“走自己的路，让别人说去吧。”然而，真正让他能够坚守20多年的，是能轻松愉快地帮自己、帮学生解决问题，以及看到他们的向善向好。起初，这些变化只有自己能看见。于是，他开始记录。一篇篇文字材料、一个个学生案例、一份份访谈视频，让他遇到了越来越多志同道合的人。

2020年，王绪卫申报的课题《以仁爱礼仪和“法庭”破解校园欺凌研究》被江苏省规划办批准立项为重点课题，这在泗洪县乡村教师当中绝无仅有。第二年，他入选“南怀瑾乡村教师计划”。

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，王绪卫尝试将学生自治从班级层面扩展到校园层面。在校领导的支持下，他建立了校级“仁爱法庭”，引导学生竞选校级“审判长”，经培训后每天午饭后到“法庭”值班，负责处理跨班级纠纷。这一探索将学生自治从熟人社会推向陌生人社会，对学生的沟通能力、协调能力和公正意识提出了更高要求。

2025年春天，王绪卫在其他班级做了一个月的实验。前两周每周一节课，利用午休分组教学完成“快乐礼仪”。四周下来，打人骂人最多的天宇，发生了惊人的变化：第一次群体评议，全班43人中有40人指认被他打过骂过；第二次评议，降为8人；到学期最后一次评议，仅有2人。这让王绪卫愈加坚信自己走的是一条正确的路。

如今他心中有了更大的愿景，“希望越来越多的学生遇到纠纷都能平和理性地有效处理，人与人之间的欺凌越来越少，友好快乐越来越多”。他已将此内化为一种沉甸甸的教育使命。这大概就是教育的模样——不是把桶灌满，而是把火点燃。王绪卫用20多年时间，在乡村的旷野里，点燃了一把叫作“文明”的火。这把火，照亮了乡村的孩子，也为乡村教育燃起了更多的可能和更亮的希望。